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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因素對經濟的影響

人口因素對經濟的影響

人口增長對經濟的影響

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發展報告:社會與發展—中國社會發展地區差距研究》第4章中,胡鞍鋼博士(1999a)使用回歸分析技術,根據我國30個省區市1979-1994年的有關數據(共16*30=480個樣本點),測算了發展的初始條件(即1978年的人均GDP)、區位條件、基礎設施、資本投入、人口增長、人口質量等因素對經濟增長(用人均GDP增長率表示)的影響。

在4個多元回歸方程中,人口增長率作為自變量之一,其回歸系數均為負值,在-0.59至-0.36之間,于是得出結論: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并進而推論:“人口自然增長率只要降低幾個千分點就會明顯促進人均GDP增長”(胡鞍鋼,1999b)。

這個結論隨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國家計生委《西部大開發中的人口與發展問題研究報告》等)。

我們試用1998年的數據來檢驗上述結論。

1998年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比1997年下降0.53個千分點(注:從1997年的10.06‰下降到1998年的9.53‰。

),那么,根據上述推論,1998年的人均GDP增長率應比1997年有所提高(1998年固定資產投資比1997年增長13.9%)。

但實際情況是,按可比價格計算,1998年人均GDP增長率為6.7%,反而比1997年下降了1個百分點(注:1997年人均GDP增長率為7.7%。

)!由此看來,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絕非如此簡捷明了,更不會“立竿見影”。

胡鞍鋼博士的上述結論值得商榷。

2 經濟學理論的“矛盾” 作為一種強有力的定量分析手段,回歸分析應該以定性分析為先導,回歸分析的結果也應該用正確的理論來解釋。

在發現人口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回歸系數為負數后,由于胡鞍鋼博士沒有分析二者之間內在作用的因果關系,因而從經濟學的意義上看,所得出的結論缺乏說服力。

迄今為止,人們對人口與經濟關系之間的研究還很不充分,對人口增長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及作用幅度與方向)還沒有達成共識。

關于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類型,即馬爾薩斯派和反馬爾薩斯派。

馬爾薩斯派的主要觀點是,人口增長會導致勞動生產率降低,生態環境退化,社會總儲蓄減少(投資率下降),從而不利于經濟增長。

盡管技術進步可以加速經濟增長,但是,如果人口無限制地增長下去,那么,技術進步的步伐將最終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從長期的觀點看,人口增長阻礙經濟的增長。

反馬爾薩斯派則認為,人口增長可能在短期內會不利于經濟增長,但從較長的時期看,人口增長將最終促進經濟增長。

首先,人口增加將增加勞動力供應,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壓力的存在將激發技術創新,推動經濟發展。

第二,“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較多的人口可能產生更多的知識與技能,科技進步正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來源。

第三,人口多也是資源優勢,較大的市場規模必將產生“規模效應”(注:前些時候,有的學者曾在某大報上著文,強調人口多對我國當前擴大內需的積極作用。

)。

3 統計方法應用的“陷阱” 統計分析,尤其是基于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數據(所謂時間序列橫截面數據)的分析充滿了“陷阱”。

在胡鞍鋼博士的回歸分析中,有一個潛在的基本假設條件: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單向的,人口增長本身不受經濟增長的影響(注:用計量經濟學的術語講,人口增長應該是一個外生變量.在以經濟增長為因變量,以人口增長(及其他變量)為解釋變量(或自變量進行回歸分析時,由于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的作用是相互的,得到的人口變量的回歸系數必然是有偏估計,不能反映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真實影響。

)。

很顯然,這個假定靠不住。

人口與經濟的關系是雙向的,人口增長必然要受到經濟增長的影響,并最終取決于經濟增長(注:例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國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經濟發展嚴重受損,人口增長率因此急劇下降,甚至負增長。

),人口自身的生產必須與物質資料的生產相適應。

因此,把人口增長作為自變量,把經濟增長作為因變量,進而計算得到的回歸系數是不正確的,不能正確反映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作用的方向與強度。

因此,胡鞍鋼博士的4個回歸方程并不必然支持“人口增長率每降低1個千分點,人均GDP增長率可提高0.36-0.59個百分點”這個結論。

從統計學的意義上講,任何兩個變量在數量上的變化都可能呈現某種“相關”的關系,但如果不對這種“關系”的內在作用做認真科學的分析,很可能導致錯誤的結論。

“規律性的現象”并不就是規律本身!“相關關系”不等于“因果關系”。

試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改革開放以來,教師收入增長很快,環境污染也越來越嚴重。

教師收入與環境污染這兩個變量之間并無必然聯系。

但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進行回歸分析,那么就會得到教師收入增長不利于環境保護的荒唐結論。

4 統計水分的“迷霧” 統計數據存在系統誤差,使分析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十分困難。

由于種種原因,特別是體制方面的原因,我國的人口統計數據和經濟統計數據與實際情況均存在較大誤差。

據估計,計劃生育統計報表的水分約為30~40%。

有人認為,國家統計...

人口因素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600字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在這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孕育著13億人口,所以,在發展經濟、教育等方面,人口的數量始終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在這么龐大的一個國家,若想解決了經濟發展的問題,首先要解決人口的問題,目前,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十分嚴重,導致了人均的勞動生產力就大大降低,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人口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具有負面作用的,并不是說明人越多越好.在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中,人口因素對其的影響還是很消極的.

簡述人口因素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一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

人口眾多、資源相對不足、環境承載能力較弱是中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短時間內難以改變。

人口問題是中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長期面臨的問題,是關系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性因素。

統籌解決人口問題始終是中國實現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可持續發展面臨的重大而緊迫的戰略任務。

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堅持不懈地在全國范圍推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鼓勵晚婚晚育,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孩子,依照法律法規合理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

經過30年的艱苦努力,中國在經濟還不發達的情況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過快增長,把生育水平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的歷史性轉變,成功地探索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綜合治理人口問題的道路,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社會的進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對穩定世界人口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中國政府堅持人口與發展綜合決策。

將人口發展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努力使人口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相協調,與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相適應。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每年召開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專題座談會,統籌考慮,協調部署,動員全社會力量,采取法律、倡導、經濟、行政等多種措施綜合治理和解決人口問題,把發展經濟、開展計劃生育、普及教育、提高健康水平、消除貧困、完善社會保障、提高婦女地位、建設文明幸福家庭等緊密結合起來。

2003年,將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更名為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以加強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和綜合協調,更加科學地制定和實施人口發展規劃。

2004年初,中國政府組織多學科的專家學者,正式啟動了“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對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分布等的變化趨勢及其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相互影響進行全面、深入、系統的研究。

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已經提出了優先投資于人的全面發展,將人口大國轉變為人力資本強國的人口發展戰略思路,為科學制定國家中長期人口發展規劃和國民經濟總體規劃,實現人口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決策支持。

2006年2月9日,中國國務院發布《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提出未來十五年的人口目標是將人口數量控制在十五億以內。

其在人口與健康領域確定的發展思路之一,即是控制人口出生數量,提高出生人口質量。

重點發展生育監測、生殖健康等關鍵技術,開發系列生殖醫藥、器械和保健產品,為人口數量控制在十五億以內、出生缺陷率低于百分之三提供有效科技保障。

另三個發展思路包括:疾病防治重心前移,堅持預防為主、促進健康和防治疾病結合。

研究預防和早期診斷關鍵技術,顯著提高重大疾病診斷和防治能力;加強中醫藥繼承和創新,推進中醫藥現代化和國際化。

以中醫藥理論傳承和發展為基礎,通過技術創新與多學科融合,豐富和發展中醫藥理論,構建適合中醫藥特點的技術方法和標準規范體系,提高臨床療效,促進中醫藥產業的健康發展;研制重大新藥和先進醫療設備。

攻克新藥、大型醫療器械、醫用材料和釋藥系統創制關鍵技術,加快建立并完善國家醫藥創制技術平臺,推進重大新藥和醫療器械的自主創新。

綱要稱,穩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質,有效防治重大疾病,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和全民健康水平,迫切需要科技提供強有力支撐。

為此,該綱要還將“安全避孕節育與出生缺陷防治”、“心腦血管病、腫瘤等重大非傳染疾病防治”、“城鄉社區常見多發病防治”、“中醫藥傳承與創新發展”、“先進醫療設備與生物醫用材料”等,確定為人口與健康領域科技發展的優先主題。

從數量、素質、結構、分布來看,中國人口的現狀如下: 一、人口數量 2005年年末全國總人口為130756萬人,比上年末增加768萬人。

全年出生人口1617萬人,出生率為12.40‰;死亡人口849萬人,死亡率為6.51‰;自然增長率為5.89‰。

2005年人口主要構成情況 單位:萬人 龐大的人口數量一直是中國國情最顯著的特點之一。

雖然中國已經進入了低生育率國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增長的慣性作用,當前和今后十幾年,中國人口仍將以年均800-1000萬的速度增長。

按照目前總和生育率1.8預測,2010年和2020年,中國人口總量將分別達到13.7億和14.6億;人口總量高峰將出現在2033年前后,達15億左右。

受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響,在2005年-2020年期間,20歲-29歲生育旺盛期婦女數量將形成一個高峰。

同時,由于獨生子女陸續進入生育年齡,按照現行生育政策,政策內生育水平將有所提高。

上述兩個因素共同作用,導致中國將迎來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

二 通過對經濟轉型時期中國人價值取向的實證研究,認為改革開放后中國人有把經濟本身作為價值取向的傾向。

這給由傳統向現代過渡的中國人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這里的影響包括,一方面,價值取向由傳統的比較一致性出現了分化的趨勢;另一方面,當占主導性的價值取向消失...

人口流動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和影響

1. 從歷史的角度看,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是社會工業化,城市化這個歷史進程的必然要求。

大家知道,工業化、城市化,在近代以來,已經在世界歷史發展過程中被驗證并加以推崇,已經成為一個現代過國家發展不可逆轉的過程。

縱觀世界歷史發展,無論是近代的美國還是法國,亦或日本、英國,都通過工業化實現了民族的騰飛與發展。

中國的暫時落后恰恰從反面說明沒有現代化發展所需要的工業化發展以及伴隨其發展的城市化發展,就沒有農村人口正常有序,大量地向城市流動,也就沒有社會的快速發展進而導致落后。

而工業化的發展必然帶來勞動力的集中,造成農村人口向城鎮區域集中,人群的集中就必然帶來市場活動、商業活動已服務業的發展,再次創造就業機會。

這種聚集于發展是環環相扣的過程,也是工業化與城市化一體發展的直接表現。

所以農村人口正常有序,大量地向城市流動,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是與工業化發展是與城市化發展緊密相連。

2. 從現實中看,解決大量農村剩余勞動人口的出路問題是社會和諧發展所必須的。

城鎮化不是把農村建造成為城鎮,我國許多邊遠地區的農村,很不適合人口居住,除了“封山育林”之外,很難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

城鎮化,只有把農村人口吸納到城鎮,提升城鎮的人氣指數,擴大城鎮建設規模,健全城鎮的社會功能,進而克服傳統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弊端,促進社會的協調發展。

3. 妥善處理好農村大量人口向城市正常,有序,合理的流動是解決三農問題,保持社會穩定發展的根本途徑之一。

這是一個十分淺顯的道理:城市不可能獨立于農村獨自享受現代文明,就像一個人不可能抓住自己的頭發離開地面一樣。

誠然,城市里有富余勞動力存在,失業人口存在,但與此同時城里也有很多工作崗位,城里人不愿意干或干不好,農村勞動力來,卻能找到相應的崗位;從另一方面看,城市人口增加和創造新的就業崗位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人多了,衣食住行需求增加,相應的服務崗位需求也增加了。

此外,隨著各大城市的的發展,以及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推力與城市吸力的共同作用,必將進一步促進一些大中城市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業的發展,促進人口向城市中的二、三產業集聚,促進城市化發展。

如此相輔相成,共同發展,雙贏的好事,我們何樂而不為之呢? 4. 從政治經濟學理論上看,農村人口向城市大量、正常有序、合理的流動是社會生產力均衡發展的客觀要求。

生產力是支撐社會發展最活躍的因素,而人,是最寶貴的生產力,這是政治經濟學最基本的原理。

農村大量剩余勞動生產力的棄之不用,那無異就是犯罪。

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展,為社會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密集型就業機會,而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正好是此發展間隙的有益補充,這樣一方面滿足了城市化過程中對大量勞動力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客觀上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均衡發展。

5. 從城市長遠發展的角度看,也需要妥善解決好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問題,否則城市的城市化發展就成為無米之炊,無源之水。

誠然,我方也注意到,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之初,的確給城市的發展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

但從國家近年來實施宏觀調整措施上來看,這些負面的影響到目前為止已得到有效的控制。

上面我方談到了我方的主要觀點,其后將由我方二辯,三辯,四辯對我方觀點進行進一步的拓展與闡述。

總之,大量的農村人口涌入城市,不是洪水猛獸,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無論從解決三農問題,保持社會安定,無論是從政治經濟學理論還是從城市的長遠發展的角度看,農村人口大量正常有序的向城市流動都是有利的,誠然在個別方面造成過一點負面影響,但從現實的情況看,這些負面的影響均在宏觀調控范圍內予以了妥善的解決或正在解決。

因此,我方認為,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對城市的影響,總體上來說是利大于弊。

這樣淺顯的觀點其實三十而立即該明白,而不必等到三十以后才明白。

這個問題我們學校辯論過 我也參加了 我是反方 從政治經濟學理論上看,人是生產關系的組成之一,生產關系要符合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城市需求的是要有技能的生產者,而并非農村大量剩余勞動生產力的涌入,這種盲目大量涌入的客觀現象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逐步降溫。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展,為社會提供大量的勞動密集型就業機會,正在向知識化,技術化,科學管理化而轉形,而手工作坊似的密集型勞作即將不復存在,請問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到那個間隙去補充? 5、從城市長遠發展的角度看,要妥善解決好農村大量涌如城市的問題,需要正確的引導,如果預先不正確看待農村大量涌入城市的問題,而將來去做亡羊補牢的事情,勢必浪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

1:在城市運作上,在一定的時間范圍內,城市的的容納空間是一個常數,而且是有限的。

在城市容納能力沒有提高之前,突然蜂擁而來這么多農村人口,勢必會給城市的政府部門帶來了巨大的負擔,使城市變得擁擠,讓城市難以消化。

城市道路、住房、供電、供水、供氣、供暖、交通、污水處理、學校、公共設施等一系列基礎設施,都要面臨巨大的壓力,增加城市發展的經...

中國人口對中國經濟有何影響?

城鄉之間在公共服務上的差距能縮小多少,戶籍制度改革就能推進多少我們現在沒有正式的關于農民工進城數量的統計,所以,我看到的比較正式的資料顯示,是1.3億農民工進城。

當然還有人說數量還要多,總之是一個龐大的數量。

通常人們形容它是“和平時期規模最大的人口流動”。

我們很多農民工進城打工,把他們的父母、孩子都留在了農村,形成了農村人口的“老少化”。

就是說恰好就是中間這一塊勞動年齡的人都出來了,留下了兩頭的人口,造成了很大的問題。

現在中國農村人口老齡化程度很高。

本來中國人口轉變的速度,農村是滯后于城市的,也就是說農村人口老齡化本來要相對慢一些,由于加上人口的機械流動,造成了農村人口老齡化很高。

再一個由于對農民工子女在城市受教育的政策還沒有得到充分的落實,還遇到很多障礙,因此他們很多人都把孩子留在農村,形成大規模的留守兒童。

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們的戶籍制度改革還沒有完成,還沒有徹底。

應該說從80年代以來,戶籍就已經在改革。

戶籍制度不能簡單看成是一個人口登記,而是對勞動力的流動和打工條件的一個認可。

那么從這個意義說,戶籍制度一直是在漸進式的改革,但是歸根結底更重要的是戶籍制度背后存在的很大的城鄉、城市勞動力兩元市場上在社會福利、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差距。

因此我們看到的這種現象就說明戶籍制度改革還沒有完成。

因此,我認為這歸根結底是一種制度障礙。

因此它的突破口也應該在戶籍制度改革上。

戶籍制度本身的勞動力流動的這層含義和其隱含的背后兩元的社會福利、公共服務,這兩層含義互相是有促進作用的,但是也構成一種兩難的選擇。

比如說,我們戶籍制度的漸進式改革促進了勞動力流動,改善了農民工進城居住和打工的條件、政策環境;但是它也相應地提出了進一步改革的要求。

也就是說我可以進城打工了,去爭取在農村得不到的高收入,但是我接下來還要考慮我的家人是不是能跟我一起來,我的孩子在城市能不能入學,我未來的養老保障,我能不能預期在城市長期居住下去,這些東西都提出來了。

目前有很多城市嘗試著進行一些戶籍制度改革,比如說把農業和非農業戶口取消,變成統一的居民戶籍登記制度。

但是接下來很多城市沒有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城鄉在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公共服務方面有巨大差距。

如果這個時候說來者不拒,我可以說取消戶籍制度限制,但是我不能滿足你所有的城市保障需求。

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現在,包括從十七大到這次政府工作報告,都在強調在城鄉之間形成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制度的一體化統籌,也就是說“陽光普照”。

我認為這是一個好的,是一個曲線的方式推進戶籍制度改革。

所以這條路是對的,也是我建議的第一條途徑。

就是說城鄉之間在公共服務上的差距能縮小多少,戶籍制度改革就能推進多少。

這是一個條件。

除此之外,城市人口老齡化的程度大幅度提高了,相應地城市少年兒童的比重和絕對人口數量就大幅度減少。

這實際上提供了一個機會,城市原來形成的基礎教育資源,如果只按戶籍人口來配備的話,已經相對過剩了。

在這種情況下,就具有了一定的條件來為外來勞動力的子女解決教育服務。

除此之外,從道義上說,目前城市勞動力就業中非常大的比重是農民工,農民工與本地人就業總數的比率現在是46%,這就意味著農民工對城市經濟增長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也對稅收作出了貢獻,而稅收是我們基礎教育的來源,也就是說讓農民工子女享受城市基礎教育是合情合理的。

這些問題現在都認識到了,但是我們畢竟是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要解決這些問題,除了財力的問題,還有制度設計等各種各樣的問題,也有一個優先序的問題。

我認為它的邏輯是這樣的:因為我們現在城鄉收入差距大,更大的是城鄉的福利差距。

因此這個時候就放開戶籍制度的限制,人們的遷移行為中就帶有了一些追逐福利的因素了,就不僅僅是勞動力的轉移了。

因此那時就會遇到蜂擁而至、不堪重負的情況。

所以不太可取也不可行。

即使放開了,任何一個城市也不可能把所有已有的福利匯集到新涌入的人群上去。

因此就變成了走兩條路:一條路是縮小城鄉之間的福利差距,讓勢能減小。

與此同時,還要加速勞動力的轉移。

戶籍制度、人口的自由遷徙是要走一個漸進的道路,漸進的方式就是我們現在已經經歷的、選擇性的遷移。

以前各個城市是公安部門給一個定額,這個定額是固定的,而且還要符合很苛刻的條件。

而后來,大多數城市選擇的改革方式是不要定額了,而是制定幾個選擇的標準,這些標準是可以改變的。

有的城市最初根據自己的能力把標準定的嚴苛一些;后來根據自己能力的提高和對外來人口需求量加大,就把標準定的寬松一些。

因此,農民工進來就進行了邊際上的就業制度改革和社會福利改革,接下來,戶籍制度也就跟著進行改革。

因此,從就業入手、勞動力轉移入手到社會保障的新設計、接續到戶籍制度改革,三者就可以銜接上。

在這個過程中,每一步都是下一步的條件。

與此同時,縮小城鄉社會保障的差距又是創造一個大的外部環境。

所以,我認為我們能夠看到現在這個邏輯了,...

人口對經濟的影響

好處:1.人口密度高,勞動力資源豐富;2.大量的人口經過教育,將來會轉變為寶貴的人力資源3.人多了,市場就大,商機也就多。

4.人口基數大,敵對國家或集團對我們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可能性也就小了,國家被征服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壞處:1.人口多,人均資源占有量低;2.人口多,尤其是青壯年人口多,城市和農村同時勞力過剩,就業問題突出,競爭越來越激烈;3.人口素質低,貧困人口多;4.人口多,住房問題,教育問題,治安問題,老齡化問題突出。

如何理解人口因素對社會的發展和作用

一、人口因素對社會發展的作用 第一、人口因素是構成社會的主體 社會是人的社會,人是社會的主體。

一定數量的人口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必要前提,沒有一定數量的人口,就不能構成社會。

人類社會的存在,既要進行生產勞動,又要戰勝自然的侵襲。

但是,個人的勞動能力和自衛能力總是有限的,只有在一定數量人口的基礎上,才能進行物質生產,才能與自然抗爭,也才有社會的存在和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說“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

” 第二、人口因素影響社會發展的速度 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

人口狀況對社會的發展可以起加速或延緩的作用,與物質生產相適應的人口狀況,最有利于促進社會發展。

不同的人口狀況對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首先,最有利于社會發展的人口數量應是同社會的生產和科技水平要求相適應的人口數量。

其次,人口素質越高就越能適應生產和科技進步的需要,就越能推動社會的發展。

人口的數量和增長速度,人口的質量和構成,影響著社會生產力的狀況,對社會發展的進程起著加速或延緩的作用。

當人口狀況同物質生產狀況相適應時,就能對社會發展起促進作用;當人口狀況同物質生產狀況不相適應時,就對社會發展起阻礙作用。

例如,在生產力比較低下的情況下,物質生產的發展主要依靠勞動力的增加。

如果人口數量多、密度大、增長快,能夠為物質生產提供充足的勞動力,就對社會發展起積極的促進作用;如果人口數量少、密度小、增長慢,勞動力不足,就對社會發展起消極的阻礙作用。

在物質生產主要依靠科技進步,不是主要依靠勞動力的增加的情況下,就對人口數量的需求相對減少,對人口質量的要求比較高。

如果人口的數量、密度、增長速度適當,人口素質較高,就對社會發展起積極的促進作用;如果人口數量過多、密度過大、增長過快,就對社會發展起消極的阻礙作用。

第三、我國面臨著嚴重的人口問題 主要突出地表現為人口數量多,一段時間內增長過快,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比例嚴重失調,從而導致了人口生產與經濟建設之間的尖銳矛盾,并且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每年增加的大量勞動力適齡人口與國民經濟發展提供的就業機會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相當多的人就業困難。

(二)人口增加與消費品的增長之間存在著尖銳矛盾。

人口過多地對農業、工業、交通、住房及其他消費品的生產構成了巨大壓力。

(三)人口增長與全民族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之間矛盾十分尖銳。

我國科技文化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大,青壯年文盲較多,適齡學生升學率較低,生產過程事業存在的諸多困難,無一不與人口過多有直接或間接聯系。

(四)人口過多、增長過快增加了國家、集體、家庭的負擔,既拖了經濟建設的后腿,又極大地限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口是制約社會發展的關鍵因素,對社會發展有著多方面的影響: 二、人口因素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人口因素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最關鍵的因素是是人口規模的影響,人口規模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無非有以下兩種:一是人口規模與經濟增長相適應、相協調時,這種人口規模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

二是當因人口規模過大過小而與經濟增長不相適應時,便對經濟增長起制約作用。

從我國國情來看,我國人口基數大,增長快。

巨大的人口規模明顯對經濟增長起制約作用。

(1)巨大的人口規模對于積累產生不利的影響,制約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是一個不斷擴大的再生產過程,要擴大再生產,有一個必要的前提,就是要擴大積累的總量。

國民收入最終用于積累和消費。

在每年新增國民收入一定的條件下,積累與消費存在著此消費彼長的關系。

為了滿足現有和新增人口的需要,并使人民的消費逐年有所提高,必須增大消費基金的比率,從而大大減少了作為擴大再生產源泉的積累基金的比率,對國民經濟產生制約作用。

不僅如此,過大的人口規模還迫使積累基金較多地投向公共設施等非生產性基本建設,致使直接影響經濟增長的擴大再生產基金更為不足,嚴重制約了我國經濟增長。

(2)巨大的人口規模造成過量閑置勞動力,制約經濟增長。

基于巨大的人口規模,使中國目前的勞動力供給遠遠超過需求,造成大量勞動力閑置,制約經濟增長。

首先,勞動力人數的增加,因與其他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很難匹配,必然使勞動生產率不易提高,制約經濟增長。

雖然影響勞動生產率的因素有很多,但毫無疑問,勞動力人數增長是一個重要因素。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勞動力人數增長速度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呈反比關系。

因為中國的大部分生產部門對新勞動力投入的吸納度很小,有的部門甚至不需要新勞動力的投入。

人口對經濟的影響

劣勢:自然資源有限,人口越多,人均越少;眾多人口步入老齡化,導致人口紅利最終結束;政治管理成本高昂;人口中大部分是剩余勞動力,生產能力地下;優勢:人口多,分蛋糕的人多的同時,做蛋糕的也多了;目前人口青壯年居多,與勞動密集型發展模式相適應;人口越多,市場就越大;人口多,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也大了。

...

人口增長對經濟有哪些影響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是一個長期以來人口經濟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只是不同時期爭論的側重點不同而已。

有些文獻強調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有些則強調積極影響。

對于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的討論最有影響的文獻當推馬爾薩斯在1798年發表的《人口論》。

馬爾薩斯的先驗假設是,糧食生產充其量以算術級數增長,而人口(如果沒有其他因素的制約)將以幾何級數增長,其結果是產生大量的“過剩人口”。

這種過剩人口只能以饑荒、瘟疫、戰爭等消極手段或獨身、節欲等積極手段來消除。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隱含:1)人口增長受到糧食供應或土地等自然資源的約束,當因人口增長過快造成失衡時,只能通過消除過剩人口的辦法實現平衡;2)從動態來看,如果經濟發展,人均消費水平提高,人口的加快增長會將消費水平重新拉回到維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水平,即所謂的“貧困陷阱”。

一方面,馬爾薩斯主義的理論被后人從不同的角度加以補充和發展;另一方面,馬爾薩斯的理論也受到很多人的批判,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認為人口過剩是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

馬爾薩斯的假設也未能得到實證數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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